桂馥（1736年-1805年），字冬卉，未谷，号雩门，别号肃然山外史，晚号老苔，一号渎井，又自刻印曰渎井复民。山东曲阜人。清代书法家，训诂学家、篆刻家、戏曲作家，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

乾隆元年（1736年），桂馥出生于山东曲阜一个书香世家。由于桂馥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做过贡生，因此受家学影响，桂馥于书无所不览，才刚到弱冠之年就补诸生。此后直到三十岁，桂馥一直在家中读书。据桂馥《晚学集》记载，年轻时他喜欢与同乡颜崇榘谈论诗法，又博览群书，只要看到前人论诗与其心意相通的，无论鸿篇巨制都一概抄录，二人以此为乐。这一时期，桂馥主要过着读书、事亲的生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三十三岁的桂馥以良好的品行被选为教习，在京师得交翁方纲，所学更加精湛，两人互相切磋考订古文字的功夫。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七月十一日，清廷设立“四库全书馆”以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颁谕，准许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与庶吉士一起于散馆修书。桂馥得以与戴震、周永年等乾隆年间知名的经学学者交流问学，因此，其治学方向也有了转向，从帖学转为专治经学。

乾隆四十年（1775年），周永年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特诏入四库馆任翰林院编修，编纂《四库全书》。而桂馥当时是周永年的记室（掌章表书记文檄），周永年借阅馆中的书籍嘱咐桂馥作《四部考证》，直到清廷下令禁借官书才作罢。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桂馥留居京师，《续三十五举》开雕。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桂馥作《说文统系图》，有程瑶田、朱竹君、卢文昭、翁方纲、张埙、王念孙、丁杰、薛寿、李祖望为其题记跋语。恰逢罗聘入京，桂馥在此期间结识了他。十月，罗聘为桂馥画《说文统系图》。十一月十九日，因次日罗聘出京，翁方纲于苏斋具蔬，焚香雅集，并请桂馥、程晋芳、张埙、罗聘诸人到斋，预祝苏轼生日，兼为罗聘饯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说文统系图》装成，桂馥自为记。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袁枚为桂馥所写《缪篆分韵》作序。

乾隆五十年（1785年），桂馥教习期满，补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西北部）司训导。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桂馥参加乡试，中举人。二月十六日。桂馥与友人筹建潭西精舍。七月，《缪篆分韵》在京师开雕。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桂馥参加会试，登第成进士，被选为教授。同年拜谒阮元于京师，与其熟识。

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桂馥游东莱，旅途中创作的诗篇结集成为《东莱草》被收入《未谷诗集》。次年春，桂馥返回长山。

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阮元任山东学政，七月到任。桂馥复谒阮元于济南历下，阮元对其学问大为赞赏。

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桂馥出旧稿《晚学集》相际，阮元为其作序。

乾隆六十年（1795年），桂馥重至莱州，有《书朱万年守城事》文。四月，《未谷诗集》四卷由其孙显就手录成，马履泰、颜崇榘为其作序。十月二十日，桂馥六十大寿，翁方纲、张问陶、赵执信均有诗作。

嘉庆元年（1796年）四月，桂馥被选为云南永昌府永平县知县，在船上开始写《晚学集》。六月，将赴任永平时，罗聘作《簪花骑象图》赠予桂馥，多人有作或为此图题诗兼送行。六月十五日，好友张问陶、吴锡麒、赵怀玉、魏成宪、砚农、何道生等人一同集伊秉绶家中为桂馥践行。同年冬，桂馥回山东曲阜料理家事，旋即赴官云南。

在任上，他一方面勤理政务，注重地方经济建设，修缮官署，条理民宅，疏通河道，曾在城西菜园河道主建单孔石拱桥两座，定名“普济桥”，被后人敬称为“桂公桥”。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忙于一生文稿的编修整理，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留传后世。

嘉庆二年（1797年），桂馥由水路就官滇南，途中追念京中与好友周永年的旧闻，随笔疏记，开始撰写《札朴》一书。四月，抵达滇池，有《旧仆辞归书以示之》诗。

嘉庆四年（1799年），桂馥元配夫人乔君逝世。在桂馥悲痛欲绝，有书示儿辈，作《祭元妻乔君》。

嘉庆七年（1802年），桂馥调任顺宁县知县，在任上《札朴》历时五年著成，自作序。

嘉庆九年（1804年）秋，昆明境内羊毛瘟爆发，死伤者无数，桂馥见此萧条情景，感触于心，有诗记之。

嘉庆十年（1805年），桂馥逝世于任上，享年七十岁。其子桂常丰也猝然逝于扶灵柩回山东曲阜的途中。

由于家境贫困，桂馥迟迟未能入土为安，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桂馥才下葬。同县孔宪彝为其撰写墓表，同年进士蒋祥墀为其作传。

桂馥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桂馥治学严谨，“发挥旁通”，使学者能引申贯注，便于后学。桂馥生当“朴学”大盛之时，毕生精力治文字考据之学，但他能不被时尚所囿，看到“朴学”的弊病，他引徐干《中论》之语：“鄙儒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义之所极。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批评时下学风，其见识在当时朴学之上。桂馥精通文字学，经40年努力，以《说文解字》与经籍相参照疏证，写出《说文义证》50卷，对字义有独到研究，成为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另撰有考证经义、文字、名物的专著《札朴》10卷，援据宏富，辨证精详。

《札朴》共十卷，桂馥谦称自己的著作内容琐碎，就像削牍去掉的木皮，故名《札朴》。其实《札朴》是他毕生精力荟萃之作。其中“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等篇对碑版的考订，即颇见所长。其它部分，也着重通过文字训诂来解经说史，考辨名物。

桂馥的《说文义证》（简称《义证》）五十卷，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其毕生精力所萃。桂馥在《札朴》中亦多从小学出发，考订经义、文字、名物，援引宏富，辨证精详。每下一断论，文搜例证，加以归纳。《义证》全书条理分明，前后各说，相互补正，排比有秩。《义证》主体部分是疏证《说文》正文部分，在《说文》各字许氏说解下桂馥先举例证明某字之本义，然后参证许慎的说解，主要是博引古籍的说解来证实许书的说解，或补充许书的说解，或引古籍所引许书以相参证。同时将新附字全部删去，而搜寻古书中引用《说文》但传本脱漏之字及说解，附在各部首后。卷四十九则是对许慎《说文·叙》的疏证，均用双行小字随文注解，以阐明许慎之意。此外，《义证》卷五十值得一提。卷上为《说文解字附录》，桂馥以语录形式汇集了历代前人对许慎的介绍、研究《说文》的有关论述、关于汉字的发生和发展史的有关论述、研究文字、训诂学之有关论述，以此说明《说文》对后世字书编纂及小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卷下系《说文解字附说》，辑录有《说文》版本、校勘资料，《说文》研究己取得的成果及尚存问题。同时，《附说》还阐述了桂馥对许书的见解。桂馥指出《说文》中“亦声”之例有二：一为“从部首得声曰亦声”，二为“解说所从偏旁之义曰亦声”。另外如辨别古文、箱文、篆文之论断，亦颇有见地。《附录》和《附说》酷似说文研究概论，既表明了桂馥对《说文》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有关见解，又为初涉《说文》者指点了读书、治学的门径。

桂馥《缪篆分韵》则将汉魏印采用的多体篆文统称为“缪篆”，亦称“摹印篆”，并将之编类，分部就班，先分声调，再分韵部，完全按照《广韵》上平、下平、上、去、入的韵先后次序来安排，解说亦参照《广韵》说解，以达到“借自然之声音，考当然之点画”的功能。《缪篆分韵》是第一部收集汉印文字的专书，盛百二称赞此书“字字典确，与《金石韵府》之类杂而不伦者相去远矣”。此书第一版中的篆文为陈鱣亲自缮写，第二版补遗五卷，乃清代“集隶书之大成”的伊秉绶摹写，故此书挟著名学者、书家编纂、刊刻之名，向为后世所重。林霆曾评以“颇称详备，有功印学。”

桂馥《续三十五举》是接续元人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而写的又一部印学理论著作。桂馥因鉴于吾丘衍作《三十五举》只谈汉印法，元以后古印出土增多，且近世流弊日见，因此作《续三十五举》，征引浩博，将前代与时人篆刻的理论，择精取闲，加以肪列，条例秩然，又每加按语。桂馥在书中增述吾丘衍《三十五举》所未备，旨在借用其义，以补其不足，以促进清代印学的觉醒和复兴，将篆刻艺术扶上师法秦汉的正途。为此，桂馥认为，学习篆刻应当继承传统，师法汉印。

桂馥借他人之印论，无论是全录、节录和增改原文献，皆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其崇尚秦、汉印，提倡学习印章古法及其印学主张，进行文献的广搜博览，并加以整合，以突出其续举的目的和著述思想。该书虽说接续，但内容远较吾氏之文丰富宏大。桂馥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复古印学理论，对吾丘衍的理论有重大发展，而且还对秦汉以后印界出现的种种不合古法的现象提出了具体的批评。这些批评都是本着是否合乎秦汉古法的标准作为出发点的。不过桂馥的印学思想不仅是力主复古的，而且还有矫枉过正之处。

梁启超认为清中叶考证学大兴，引据惟古是尚。桂馥《续三十五举》则中加入了乾嘉时期以训诂考证的治学方法，在其征引古人印论文献后并加以相关按语，即是从《说文》入手，又以“缪篆”等进行补充。桂馥所辑《续三十五举》中的印论文献主要以古人印论为主，充分体现了清乾嘉时期的治学特征。桂馥将乾嘉治学方法运用于印学理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印论的发展，为印学文献的保存，及对不同时期相关印论内容之间联系的整理，皆体现出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桂馥学养丰富，加之乾嘉年间考据兴盛的文化背景，桂馥诗歌难免会沾染一些考据习气，呈现出“以学问为诗”的创作倾向，注重义理表达，善于用典，广泛以故化新。这种用法多体现桂馥用词的简洁高效新颖以及诗歌意蕴的深厚，且体现其情感表达的坦率真诚。桂馥诗的一大特点为学问的诗化，比较典型的就是以考据入诗，将考据所得认识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使诗具有史的价值。如《孔褒铜印歌》记载了孔褒铜印与石碑归藏曲阜的曲折经历，并记载了其中发生的惨痛历史事件、碑文情况等等，除具有考据学价值外，兼具史的价值，可以证史之不足或作为佐证材料，此类诗歌《未谷诗集》中收录较多。桂馥以学问为诗体现了他对学问的重视，并且利用自身擅长经学的优势，在发挥潜力的基础上对前代诗歌有所突破，正所谓“各逞所长，要以古人无体不备，不得不另辟町畦耳”。

桂馥诗中典故的运用多出于表情达意的简洁高效，却从来不会成为他表达情感的束缚，其情感本身毫无矫揉造作之感，传达出他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自然质朴、率性纯真。桂馥在诗歌中能自然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如《得友人书》，写出对友人的关切及见到友人发自内心的喜悦。而且，在桂馥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任情恣性的一面，毫不虚伪造作。在“诗书成猜忌”的年月，能够任情表达自己，是一种进步。乾嘉诗坛的诗人们固守格调，只有像桂馥一样身份低微、不受统治者重视的下层民众才能成为与主流话语相悖的逆流，传达出社会的变化与人心的灵动，更真实的表现出诗歌创作的本体功能。如《再入都答颜崇检送别》中，桂馥对世风日下感到沮丧，同时，“诗书成猜忌”实际上也就暗指统治者的文网过于严密，压抑了人们表达自身的欲望，在文字狱高发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大胆的控诉。

桂馥诗歌充满张力，追求沉郁顿挫、慷慨悲凉之美。沉郁顿挫主要与其坎坷的个人经历有关，身处乾隆盛世，本应满怀自信昂扬奋进，但是桂馥却显得十分落魄，老年始宦云南，困顿的生活使他为了生存违心做着下层官吏；地处边陲，蛮夷之地百姓缺乏教化，无书籍可读，无知己可言；家人远在千里之外，自己想力不从心，爱莫能助。因此，他诗歌中充斥着一种沉郁悲凉的主色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意境的营造上，多选取雄壮之景。如《赵北口》，桂馥选取了凌波万顷的江面、一望无际的天空、夕阳笼罩大地的场景，加之假想的鸿雁歌声，从远处苍穹传来，悠远而又时断时续。“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文士悲秋传统，为旷远雄壮的景物描写增添悲凉色彩，形成慷慨悲凉的风格，使诗歌富有感染力，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感。

明代剧作家徐渭有《四声猿》杂剧，桂馥仿效其作品创作杂剧《后四声猿》，以浇其胸中块垒，体现出清代文人剧的个人化及诗化倾向。明代中叶起，杂剧在体制上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组剧形式的作品，即将故事内容不同的短剧组合起来，冠以总名。桂馥的《后四声猿》就借鉴了这种形式，它包括四剧：《放杨枝》《投溷中》《谒府帅》《题园壁》。四个剧作既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又在取材、内容或主题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桂馥在创作杂剧《后四声猿》时，对前人有所借鉴，每剧都有来历，并且融入桂馥自身经历，抒情色彩浓厚。桂馥的杂剧作品《后四声猿》对徐渭的《四声猿》承革并兼，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成就突出，与《四声猿》一脉相传而又区别，体现出清代文人剧的诗化与个人化倾向，是完成杂剧短剧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代表了清代山东杂剧的最高成就。因《后四声猿》，他也成为清代山东影响最大、声望最高的杂剧作家。

桂馥的杂剧作品《后四声猿》就是清代文人剧的杰出代表作品，这类作品创作目的是抒发个人情怀，因此作品的情节性不强，抒情色彩十分浓厚。《后四声猿》尽管体制短小，情节简单，但是，作品中无不流露出桂馥内心的真实想法，同时融入自身身世遭际之叹，使作品包含很深刻的内容。这四部剧是桂馥以文人的坎坷命运酿造出的浓烈苦酒，四折短剧都能深入人物内心，感情真挚，抒情方式各具千秋：《放杨枝》以深沉的方式再现人物隐痛，《题园壁》则以浓烈的情感渲染见长。《谒府帅》以回归雅正的方式处理人物的感情变化，《投溷中》的抒情风格体现为慷慨愤激。

以《放杨枝》为例，剧作选取白居易生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即晚年遣樊素鬻名马事件。作此剧时，桂馥远宦云南，因而友人劝其纳姬来缓解寂寞与思乡之情，桂馥由此事而联想到当年的白居易，年老多病而美人风华绝伦。结合自己的经历，较白居易，桂馥同样年老多病，更凄惨的是他远宦天末，尤为凄凉。桂馥能理解这种无奈，他中举时已五十五岁，少年时的梦想也已经平息，更多的叹息来日不长，虽有功名也难以依恃，正如白乐天放弃名马美人，桂馥也放弃了雄心壮志，而是在宦途中无奈的浮沉。所以此剧表达的岁月掷人去、年华易老的无奈和感伤，已经超越了别离的伤感，带有人生易老、万境皆逝的普遍真理，从而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桂馥在《后四声猿》中还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意识，尤其是对封建家长权威地位颇有微词。如《题园壁》中，因为唐婉失欢于姑，陆游不得已“谨承母意”，将唐婉遣送回家，以求“庭帷大安”。儿女辈只能“吞声不能自白”，作为男女婚姻爱情主人公的男女无法掌控自己的幸福，爱情被公婆所操纵，这本身就是一个爱情悲剧。作者一方面谴责“然阿婆喜怒何常”，同情吞声不能自白的儿女辈，然而当儿女辈表现出了对长辈的不满，又难辞失言之责，这体现了他感情与伦理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能理解陆游的屈服行为。可是，爱情悲剧背后，是人生无法弥合的缺憾和终生永远无法愈合的隐痛。对伦理和感情相冲突的描写与其说是对爱情价值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充满缺憾的人生命运的思考。

《后四声猿》杂剧，既有史实记载为依托，同时，剧作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任思维自由驰骋，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一个事件有所征实但又与本来面貌有所区别的艺术世界，最明显的要数《投溷中》。李贺旧事在李商隐《李贺小传》和张固《幽闲鼓吹》中均有所记载，《李贺小传》中记载李贺被召去天庭为玉帝白玉楼写记一事，《幽闲鼓吹》则记载李贺作品被黄居难损毁一事，桂馥在创作《投溷中》一剧时将二者所记糅合在一起，使记载的事有本可依，同时，李贺是历史人物，才华横溢，使作品十分真实，有现实主义的风格。李贺诗作被毁后，戏剧表现的空间由人世转为阴间，并由阎罗出面为李贺讨回公正，这完全出自于作者的虚构，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畅抒真挚、深沉、浓烈的情感，是《后四声猿》突出的艺术特征。四折短剧，不以曲折多变、摇曳多姿的情节取胜，而是凭借着积蓄已久的情感能量赢得读者。它没有惊人的大冲突以撞击人心，却以细微的内心矛盾隐隐刺痛了人心。无论是《谒府帅》的真挚、《放杨枝》的深沉、还是《题园壁》《投溷中》的浓烈，都足以令人玩味再三。当旺盛的生命力受到恶劣环境的压抑时，便会产生精神的苦闷。一方面是强烈的进取欲望，一方面是社会的压迫摧凌，两种力的冲突，使苦闷的情绪在内心滋长。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人生真实的大不幸。桂馥的《后四声猿》是古代文人思想和生活的生动写照，是封建文人命运的缩影，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桂馥家富藏书，有藏书处“十二篆师精舍”，收藏有宋本《说文解字韵谱》、影元抄本《紫云增修礼部韵略释疑》、《雁门集》等稀见之本，曾任长山训导，与济南学者周永年共建“藉书园”，出两家所藏书籍，以助后学，振兴文教。他们在济南五龙潭畔修建了潭西精舍，桂馥撰《潭西精舍记》一文，刻石立于潭旁。藏书印有“未谷”、“渎井复民”、“桂馥印信”、“文学祭酒”等。与山东泗水藏书家王家榕书信交往密切，多是互讨论藏书之事。为周永年作《周先生永年传》，记其藏书之事甚详。

在桂馥一生创作的书法作品中，隶书占了绝大多数。桂馥的隶书作品，用笔朴实，结构开张，气息高古，给人以厚重、大气的感觉。桂馥传世的隶书书迹很多，今人不难见到。他的作品都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可谓“不疾不徐，而得心应手，如庖丁解牛。”

桂馥还临习了大量的汉碑，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汉碑的崇尚和对自己隶书的自信。桂馥的隶书创作带有明显尚碑倾向，他的篆隶书创作又是以学碑为主，审美取向上是崇尚汉代隶书和先秦石刻书法的金石气。在隶书创作上，桂馥的小字隶书取法汉代娟秀一路的《曹全碑》（简称《曹》）《史晨碑》和《西岳华山庙碑》，大字对联多以摩崖石刻《西狭颂》风格为主。气息上追求汉代隶书的宏大气势，是典型的崇碑书法。故宫博物院藏《桂馥隶书竖轴》起笔均以方笔为主兼以圆厚，收笔处重按快出强调汉隶的厚重感，线条匀静且略带动感。结字以方正为主，横竖取势自然。在《桂馥隶书竖轴》与《桂馥隶书轴》中不难看到他对于《曹》的取法，这两幅作品风格与《曹》相近，笔画飘逸，章法以横向取势，结构疏朗有逸趣。《王僧虔题尚书省壁》也以《曹》为对象。书风秀韵而不媚俗，柔韧而不纤弱；用笔圆中带方，方中寓圆，撇振横挑瘦劲有力；笔势左右舒展，疏朗从容；结构多呈横扁，于严整匀称中见变化，在秀丽典雅中显平和，温文尔雅，楚楚动人。桂馥对结构、用笔的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有清风拂面、神清气爽之韵味。《萧子云自叹语》结构端庄整饬，用笔内含雅致，线条圆劲充实，尽去轻浮浮躁之气，一派雍容华贵之态。《汉镜铭文》具有大字隶书之风范，字势方整而不呆板，笔画沉实而不失灵气。通览全篇，有《张迁碑》之豪壮而显沉稳；有《礼器碑》之中实而更显丰腴。许多偏旁与结字采用篆书造型，故显得遒古而别有意趣。

桂馥隶书得力于《西岳华山庙碑》等，醇厚朴茂、隽雅清古。桂馥隶书能得“朴实”二字，深于《说文》小学，又能以篆势入隶，笔下无俗字讹体，则完白所不及。桂馥隶书的主要特色是平正通达、醇厚朴茂，典雅高古。桂馥故乡的曲阜孔庙有很多块面貌各异的汉碑，其中的《礼器碑》名碑都给了桂馥精神滋养。虽然桂馥的隶书更多表现的是学者的理智和谨严，笔墨技巧温润，结字工稳平实，难免有失生气灵动以及鲜活的个性特质。但他的书法艺术长期浸润于汉碑，可谓尽得汉隶风神之典范。桂馥晚年的隶书中，横、竖、撇、捺等笔画大量都以直线的面貌出现，使作品在视觉形象上更加简练概括，如比较。在字形结构上，采取方正端庄的方式处理，使字的中宫部分开阔疏朗以产生向外的张力。

桂馥隶书是在对汉碑广泛取法的基础上加以融会贯通。他倚重于精深的小学功力，和身居汉碑集聚颇重的曲阜之地的近水楼台之便，直接汲取了汉碑的元气，他的隶书从成熟汉碑的规范中养成格局，用笔中实凝重，结体工整，并不拘泥于对汉隶外在形貌的描摹，而是深入汉隶的神韵之中，吸收汉隶之精华形成自己的风格，书法风貌充溢着醇古朴茂的浑然大气和严谨理性的法度意识。

桂馥单纯的行书作品仅见《谷人信札》一件，大部分行书都属于落款。从《谷人信札》来看，整体体势向左倾斜，厚重而果断，时而外拓的笔法又透露出颜真卿行书的笔意。在他的行书当中，没有了康乾时期赵董书风的薄弱和轻浮，而是变得深沉雄厚，初步透露出金石之气，这当然是桂馥长期沉浸汉代碑版的缘故。

林昌彝：曲阜桂未谷进士馥著《诗话同席录》，体例极博，可资学识。未谷博涉群书，凡前人说诗与意相会，鸿纲细目一皆钞撮，区处部分衰然成恢。未谷诗多质实坚峻，以懒不收拾，大半多酒后唱和之作。余谓未谷虽不以诗名，然其诗无时下叫嚣之习。未谷学问渊博而极精核，尤潜心小学，通晓声义。其《说文义证》五十卷，荟萃群书，力穷根底，为一生精力所在。《札朴》十卷，博而且精。《缪篆分韵》五卷、《晚学集》三册、《诗集》四册，皆精确可传。工八法，为当代第一云。（《射鹰楼诗话》卷五）

钱林：桂馥少好六体之学，工篆刻，风流不减文三桥。（《文献征存录》卷九）

徐世昌：未谷治《说文》荟诸家之说为《义证》，没后数十年始出，闳通博洽，成一家言。工大小篆及汉隶，诗多不留稿，其孙显谌搜集刻行。马秋药（马履泰）为作序，谓其无意于为诗，又言平日论诗多拘忌，某字未惬，某对未工，徐思涂乙，则固非无意于为诗者。即今所存，类皆骨干坚凝，风格遒上，在同时流辈中正复未遑多让。无意为诗，岂能及是？（《晚晴簃诗话》）

陈庆镛：①海内通经之士擎精许学无虑数十家，金坛段氏称专业。曲阜桂未谷先生同时治是经，自诸生以至通籍，垂四十余年，取诸经之义与许说相发明者，作为《义证》五十卷。每字钩元探赜，征引群书，或数义，或十数义同条共贯，异文逸义散见他书莫不搜罗类聚，贯穿条晰，浩浩乎成一钜观。②于书无不览，尤邃于金石，故先生于六书之旨为最精。然其致力独在《说文》一书。余尝谓段书尚专稿，每字必究其源，桂书尚阂通，每字兼达其委，二书实一时伯仲。（《籀经堂文集》卷十一）

孔繁灏：①其为学于许氏《说文》，尤深读书，至老不倦。相国阮云台（阮元）先生函推之为学人，其博通经传，力穷根抵，非俗好浅尝之士所能望其项背。未谷洵为邑之贤者也。自明迄今隶洒扫户者不下万丁，其湮没无闻不知有其人者众矣。②未谷独以植学立品成进士，为当世名公卿所推重，名遍海内。出宰于滇，又能本所学以为治，不事矜张，非吾党之贤者乎？乌得以洒扫户目之？况洒扫户职在供役庙堂，在汉曰“读井复民”，明则选民间俊秀无过子弟充之，固以清白传其家者也。未谷为清白子孙，为当世贤者，其流品固非世之田佁牧圉而暴至富贵者所可并矣。（《晚学集》序）

孔宪彝：①盖先生之学，宗法汉儒，其《说文义证》一书，融会群经，力穷根抵，为一生精力所萃。而是集亦涵茹古今，羽翼经传，其论经史诸作，皆有阐明，诗疏《尔雅》、《广韵》诸篇驳正，尤见精核。《惜才》一论，则自道学力，诱掖后进。传志诸作，则气体古茂，克见典则，非浸淫于三代两汉未易臻此也。至于诗歌，虽为先生余事，亦足以见先生之真性情。（《晚学集》序）②君少警敏，既补诸生，益以古文辞自励。齿浸壮，与海内贤豪游，恒以意气相切磨。后交周编修永年、戴检讨震，互劝其熟读经传以博反约，乃舍去所读书，专治经焉。志虽未就，而积书至五万余卷，亦可谓富矣。君工书分隶，窥汉人堂奥，片稽只字，海内争购之。得其传者，历城郭敏盘、掖县翟云升称最也。君在官，治行多失传，或谓其不干谒上官，以至触怒获罪而不悔，是其节栗可想矣。性淳笃，家居让产于兄而客食于外，凡前贤后进有一善必表出之。君以积学晚达宦边。檄不获大伸其志而卒。（《韩斋文稿》卷四《永平县知县桂君未谷墓表》）

段玉裁：余自蜀归，晤钱少詹晓征（钱大昕，字晓征）、王侍御怀祖、卢学士绍弓，因知曲阜有桂君未谷者，学问该博，作汉隶尤精，而不得见。未谷深于小学，故经史子集古言古字，有前人言之未能了了，而一旦奢然理解者，岂非训话家断不可少之书耶况其考核精审，有资于博物者，不可枚数。（《札朴》序）

翁广平：盖以百余年来，欣逢稽古右文之主，惟时在朝在野者，能以实学相尚，其所撰述，俱足裨益治体，沾溉艺林。故治经者有李安溪（李光地）、方望溪（方苞）诸君，考古者有阎百诗（阎若璩，字百诗）、沈自南诸君，订讹者有毛西河（毛奇龄，号西河）、胡鸣玉诸君，辨证金石与山川古迹者有王竹云（王澍，号竹云）、钱竹汀（钱大昕，号竹汀）、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陈宏绪诸君。今读曲阜桂未谷大令之《札朴》，而服其学之有兼长也。大令负颖异之资，博极群书，自六经诸史，象纬舆地，财赋河渠，算数历律之学，与夫六书声韵、方言风俗之类，周不根究其原委，剖悉其疑似。所列书目有六首温经，以汉唐注疏为本，参以各家之说，其折衷之榷当，则安溪、望溪也。次览古，其援据之宏富，考核之精详，则百诗、自南也。次匡谬，严而不失之苛，辨而不失之凿，则西河、鸣玉也。次金石文字，其搜罗墨本，有出于《集古》、《金石录》之外者，则可与竹云、竹汀鼎足也。次乡里旧闻，次滇游续笔，则方驾乎亭林之营平地名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宏绪之江城名迹记（《江城名迹》，又称《江城名迹记》）也。虽曰考据专门，而引证奥博，词藻古雅，实能兼义理、经、史、辞章四者之长，而自成一家之言，岂剽贼陈言者所敢闯其门迁哉？昔人论朱竹垞（朱彝尊）工诗古文词而兼长考证，以大令视之，其何能多让乎（《札朴》序）

袁枚：曲阜桂君未谷，好篆隶学，尤工摹印，所制皆极涪古，又尝博采秦汉而下官私符印以及宋元诸家之谱，编类其文为《缪篆分韵》五卷，借自然之声音，考当然之点画，可以分部就班，开卷有得。尝与余同寓东阳官舍，见其柞枕图史，手不停披，除饮食外，无一刻不与残碑缺玺精神往来，所谓‘古之人软古之人也’。昔舒元舆称李监‘不闻外奖，躬入篆室，能隔一千年而与秦斯相见’，方我未谷，又何让焉！

阮元：尝谓为才人易，为学人难。为心性之学人易，为考据之学人难。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核之考据难。元自出，交当世学人，类皆始撷华秀，既核枝叶，终寻根抵者也。曲阜桂进士未谷，学人也。……叩其所学，则固荃华秀，采枝叶，以至根抵者也。顾自谓所学者晚，未能治全经，成一家之说。然求之于经史声音文字诸大端，皆博观而精核之。（《晚学集》序）

杨翰：老菭先生汉学深邃，常绘许祭酒以下至吾衍之属，为《说文统系图》。一生精力，萃于小学，故隶书直接汉人，零篇断楮，直可作两京碑碣观也。冯仲青以先生书‘忏心菴’三字示余，隶法淳古朴茂，署款字近《瘗鹤铭》。（《息柯杂著》）

蒋宝龄：未谷书愈小愈妙，其八分书论者以为百余年来第一。暮年始好写生，别饶古韵。间作墨竹一丛，苍苔数点，意趣横逸。在陈道复、徐渭之间。钱杜尝舆讨论，谓画中惟点苔为难，故自号老苔云。有说文义证、缪篆分韵、续三十五举、晚学集、清朝画品。兼能山水，宗倪、黄。（《墨林今话》）

铁保：未谷妙手真空空，以手代笔运转同。裁斜制方任挥洒，十指天矫盘游龙。鹤头虎爪位置巧，运笔何如运指好。一波一折神气完，臂輐千钧墨痕饱。字外出力中藏棱，如椎画沙椎不胜。星陈云布大如斗，酒气沸沸喷缣缯。世人作书苦任笔，心手相忘笔乃出。竟捐斑管非正宗，苦守毛椎计亦失。吁嗟乎，汉碑漫涣秦碑穿，八分遗法倩谁传。知君投笔有深意，濡首还强长史颠。（《梅庵诗钞》卷二《桂未谷指头八分书歌》）

蒋祥墀：未谷承其家学，于书无不览，尤邃于金石六书之学。戊子以优行贡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学益精。其相与考订之功……复与济南周书昌先生振兴文教，出两家所藏书，置借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其诱掖后进甚笃……后为永平令。未谷卧阁以治，政简刑清，境宇帖然。未谷以宿儒积学晚而仅得一仕，仕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满天下。（《桂君未谷传》）

杨守敬：①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若邓完白（邓石如）、杨沂孙之篆书，桂馥、陈鸿寿、黄易之分书，皆原本古先，自出机抒，未可以时代降也。②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缓、陈曼生鸿寿、黄小松易四家之分书，皆根底汉人，或变或不变，巧不伤雅，自足超越唐、宋。（《学书迩言》）

陈鳣：近代图章，力驳何雪渔（何震），而返文三桥（文彭，明代篆刻家，号三桥），凿凿至理。古学复兴，亦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于汉，直驾三桥，而上之所撰《续三十五举》，名言精理，卓然可传。（《续三十五举》跋）

张维屏：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松轩随笔》）

顾湘：曲阜桂未谷先生，精六书，擅篆刻，骎骎乎上逼汉人，世共称之。所著《续三十五举》，有乙巳更定本，乃合二种重订，最为精善。

刘咸炘：分书中兴，则不始于邓。康、雍间隶书已盛，郑谷口为之标。乾、嘉金石学大兴而甚盛，桂未谷为之标。（《弄翰馀渖》）

郑振铎：桂馥、蒋士铨、杨潮观、曹锡黼、崔应阶、王文治、厉鄂、吴城，各有名篇，传诵海内。心余、笠湖、未谷，尤称大家，可谓三杰。（《清人杂剧初集序》）

李元度：馥于书无不窥光，邃于金石、六书之学。少以优行贡成均，交翁覃溪学士，诣益进。又与济南周书昌友，诱接后进甚笃……永平，故滇之边邑，君卧阁以治，政简甚。因以其余为经生业，尝谓：训话不明，不足以通经。（《国朝先正事略》）

马履泰：未谷为诗，懒不收拾，大半多酒后唱和之作。方其酣适之时，乘壶在前，朋尊在后，敲铜钵以夸捷，泳兵车而门新，取离一时，宁复计身后名哉又下笔特工八法，往往脱手辄为人持去，比醒都不复记忆。即记忆，其平日论诗颇多拘忌，或某字未惬，某对未工，徐思涂乙，旋就遗忘，故未谷之诗之散佚也，其病有四懒，一也醉，二也工书，三也论诗多拘忌，四也。其病根有一，盖自有可以不朽，无意于为诗而已。（《未谷诗集》序）

郑西谛：馥虽号经师，亦为诗人。《后四声猿》四剧，无一不富有诗趣。风格之遒逸，辞藻之绚丽，盖高出自号刁‘士名流之作远甚。似此隽永之短剧，不仅近代所少有，即求之元明诸大家，亦不易二三遇也。清剧自梅村、西堂、坦庵、权六诸人开荆辟荒，后至乾隆间而全盛，馥与杨潮观尤为大家。短剧之完成，允当在于此时。未谷、笠湖之后，盛极盖难以继矣。（《后四声猿跋》）

王定柱：①同年桂未谷先生，以不世才擢甲科，名震天下，与青藤殊矣。然而远官天末。簿书埋项背，又文法束缚，无由徜徉自快意。山城如斗，蒲棘杂庭牖间。先生才如长吉，望如东坡，齿发衰白如香山，意落落不自得，乃取三君轶事，引宫按节，吐臆抒感，与青藤争霸风雅。独《题园壁》一折，意于戚串交游间有所感，而先生曰无之，要其为猿声一也。②青藤以大才不偶，借古衣冠发抒块垒，作《后四声猿》杂剧，词则激昂慷慨、痛快淋漓，各尽其妙。而其事其人如渔阳三弄而外，花黄柳绿三君则未尽，若猿声之令人肠断也！未谷复作《后四声猿》，得毋贾长沙续骚之意耶！（《后四声猿序》）

赵尔巽：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亦异事也。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篡诂之类，非以己意为独断者。（《清史稿》）

支伟成：①桂馥少嗜学，于书无所不读，尤究心小学金石，工篆隶。乾隆戊子，用优行灵成均，得交翁阁学方纲，相与考订，所造益精。已而教习期满，补长山训导。病后生多空疏，与历城周永年置借书园，藏书万卷，并祠汉经师其中，贫士好学者辄贷与之。②永平故为滇边邑，卧阁以治，境宇帖然，政简刑清，遂得以暇自理经生业。乃自诸生至通籍，四十年间，成《说文义证》五十卷。辗转推通，征引赅博，前之段若膺，后之王菉友，差相鼎足，均为许氏功臣。又绘祭酒以下，连二徐、张有吾、邱衍之属，作《说文统系图》。盖毕生精力咸萃于是。③他著有《札璞》十卷，考据亦详赡明确，不让钱竹汀之《养新录》。兼娴刻印，世人比诸文三桥；然特末技，未足为先生重也。（《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严迪昌：桂馥是又一个“学问”诗人，名气较李元藻大。桂氏亦为小学家，唯较通脱，能曲，有《后四声猿》之作。在以考据闻于世的诗人中，桂氏较真挚，虽写了不少题图、题砚之类诗作，但有很实在的作品。……当然这是中期以前的作品，此后则少情味情趣了。（《清诗史》）

王绍曾：馥虽号经师，亦为诗人。《后四声猿》四剧，无一不富有诗趣。风格之遒逸，辞藻之绚丽，盖高出自号才士名流之作远甚。似此隽永之短剧，不仅近代所少有，即求之元明诸大家，亦不易二三遇也。清剧自梅村、西堂、坦庵、权六诸人开荆辟荒，后至乾隆间而全盛，馥与杨潮观尤为大家。短剧之完成，允当在于此时。未谷、笠湖之后，盛极盖难以继矣。（《山左戏曲的光辉成就》）

王平：①桂馥并不想借诗歌传名千载，因此，他的诗大都是一时兴到之作；唯其如此，这些诗歌才更为真切自然地流露了他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他非凡的才华和学识，其中不少是精彩超群的佳制。②桂馥的《后四声猿》寓悲愤于沉思之中，寄苦痛于不言之内，又是清中叶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在情感的真挚、深沉，想象与幻想的处理，用某一生活情境反映现实的不合理及曲词韵律方面，各有特色。（《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桂馥》）

桂馥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札朴》十卷、《历代石经略》二卷、《缪篆分韵》五卷、《晚学集》八卷、《未谷诗集》四卷、《续三十五举》一卷、《再续三十五举》一卷、《诗话同席录》、《国朝隶品》、《本朝廿二家诗》、杂剧《后四声猿》、《潭西精舍记/历代珍藏碑帖精选系列》等。

表格参考资料：

桂馥治学态度谨严，在朋友间遇有不同意见不仅能讲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和盘托出别人的不同意见。如卷七“贡”条，桂馥首先引《文选》卷十四班固《幽通赋》“周贾荡而贡愤兮”，认为“贡愤”当为“愩愤”以此质问王念孙。王氏认为“愤”与“愩”同义，因此不必改“愤”为“愦”。本条后还特地把王氏回复的全文附录，以存两说。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桂馥曾与他的朋友集资在济南龙潭西侧修建书斋，取名潭西精舍， 作为四方文人墨客聚会吟诗下榻之处，并把南边天镜泉的水引入潭中，增添倚仗桥、谈助亭等为背景，不料，在挖地槽时掘出一个泉眼，一股泉源汩汩喷涌，犹如冰壶。桂馥甚喜，于是大宴宾朋，为泉起名，有以地形、地域命名的， 有以形色命名的，桂馥均不中意，因为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写到：“凡济南名泉七十有二。”于是他谐谑地将其命名为“七十三泉”。同时代友人吴友松作《七十三泉记》刻于石上，文章收入阮元《小沧浪笔谈》。

桂馥墓位于山东省曲阜城南姜家村西北桂氏林，坐西向东。长、宽各20米，高3米。墓前石碑上书“皇清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云南永平县知县未谷桂先生之墓。”上款刻“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仪征阮元拜题。”下款书“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三月谷旦，子常丰、常清、常祝、孙显询、显谊、显说、显就立。”背刻《永平县知县桂君未谷墓表》，共17行，每行39行字，蒋祥墀拜撰，孔继鹏书丹，孔昭埙摹勒上石，孔宪彝、颜世均立石，孔传宣镌字。